时间从当下回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，那时诗歌的黄金时代基本结束，但仍有一些青年怀揣着纯粹的文学梦想，小说叙事人“我”许文娟就是其中之一。“我”是一个平凡却期待着“被看见”的中文系大一女学生，因为在课上说出了里尔克的名字，“我”得到了谢小如老师的赏识，并受邀前往老师家中。

玫瑰是谢小如老师家中绚烂诡异的装饰，风干之后像玫瑰坟墓，隐喻着当时诗歌的双重性，一面带给人审美的欢愉，另一面则显露出衰败的迹象。谢老师还自创了一种玫瑰纸，可以将花香与诗歌都锁在不朽的时间里，后来他以此制成了一本《玫瑰诗集》补偿给学生陈梅。此刻的玫瑰看起来超然独立于时间之外，却更像是一剂美丽而无用的安慰剂。玫瑰是谢老师最喜欢的诗人里尔克的死因，既浪漫，又危险。玫瑰也是“我”每次前往谢老师家中准备的小礼物，或是纸做的，或是红围巾做的，玫瑰成为了诗歌学徒和诗歌向导之间隐秘的精神联结。

玫瑰还是被挑选的悟性高、有文学天赋的年轻女学生们，她们戏称自己为“玫瑰部队”。这一共享的名称指向她们重复的命运轨迹，在诗歌式微的时代被谢老师“过度启蒙”，当初自以为是幸运地“被看见”，后来才认识到这是她们各自不幸的开端——八七级的陈梅入狱八年，九一级的王魁流浪后开照相馆，九六级的“我”许文娟则在虚无后开始随波逐流。她们都经历了类似的信仰坍塌时刻，之后也结成了某种精神同盟，对“诗歌教父”的崇高话语进行着质询。她们也共同参加舞会，期许着浪漫爱情的降临（尽管期许常常落空），像是在弥补因为沉浸于写诗而错失的青春时间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三个女学生既是一个女学生的三个影子，也是九十年代前后受到诗歌热鼓舞后迅速幻灭的女学生群体的缩影。

“可能是因为，年轻女孩子更像玫瑰花吧”，“我们都是被他选中的玫瑰花，来到了他的花园里”。师姐陈梅如此解释谢老师独特的邀约。“被选中”是一个颇有反讽意味的表述，谢老师和女学生的关系被类比为花园主人与玫瑰花、主体与客体、诗人与审美对象的关系。年轻女学生们仿佛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、供人观赏的玫瑰花，只能被动地等待被“诗歌教父”挑选、启蒙、感召。

尽管被命名为“被选中的玫瑰花”，但女学生们逐渐醒悟到“花园主人”的不可靠，开始一步步生长出内在的主体性，试图培育起自己的一片花园。女学生们对谢老师、对诗歌的心理转变好比从感叹号到问号的变化过程。如果用一根棒子把感叹号打弯，竖直的感叹号就变成了弯曲的问号。这种从抒情到发问、从认同到质疑的转变，构成了孙频中篇小说《玫瑰之宴》内在的情感层次。

可以说，孙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类青年女性形象，她们因为内在的“不驯服”而打破了一种权威话语的幻象，生发了某种觉醒，尽管这一觉醒暂时没有十分清晰的方向。

小说伊始，谢老师口中有关诗歌的崇高话语带有很浓的抒情气质，如同一个又一个感叹号，为诗歌进行着玫瑰般的“复魅”，使得诗歌闪耀着迷人的光晕。

“复魅”行为的背后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。诗歌在九十年代以来失去了饭票的功能，变成了纯粹非功利性的审美事业，因此，写诗这一行为具有宗教化的趋势。在谢老师口中，写诗被渲染为崇高的事业，是不求回报的日复一日的劳作，需要忍受不堪与屈辱。写诗的过程，就像朝圣之旅。这也是孙频不断地在小说中用“神父布道”“献祭”“西天取经”等词汇形容诗人们的原因。这些宗教词汇的征用，根本上是为了给诗歌“复魅”，在诗歌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时代，人为地为它赋予神圣性，染上光晕。

随着叙事的推进，小说内部充满了越来越多的质问、诘问和叩问的声音，大多是难以解答的、灵魂深处的惶惑。发问的声音有一部分来自于一个人内心的独白。

比如谢小如从自身分裂出一个笔名为赵青的诗人，赵青几乎是完美诗人，如同酒神精神的化身，也是谢小如理想化的自我。他在言语中常常左右互搏，自我诘问——诗歌究竟是为了收获时的无限欣喜，还是日复一日的劳作？写诗是为了发表，还是为了永恒不朽的艺术？以诗歌为志业是一件体面的、做给别人看的事，还是一件高贵的、只做给自己看的事？前者看起来更像个人的精心计算，为了现世的名利，或主动或被迫地投机，后者更接近于纯粹的审美事业，有着自觉的信仰和认同，也像是苦行僧，不断历经苦难，甚至主动寻求磨难。两种声音常常在人物内心来回碰撞，“诗歌教父”的权威从自身内部开始瓦解。

更为显露的发问源自于两代诗人之间，尤其是女学生们对老师的发问。比如“我”反复向谢老师求证，“我”究竟有没有写作才华？为什么“我”一首诗也发表不出来？出狱后的陈梅也向谢老师发问，如果万物都是平等的，为什么谢老师成为了大学老师，而不是去坐牢？犀利的质问既代替“我”说出了心声，也指向了诗人言语与行为之间的矛盾。这一矛盾并不能简单归咎于诗人个体的虚伪，而是有时代背景下的无奈和苦衷。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，诗歌与现实社会的契约逐渐失效，写诗写得好不再能直接兑换现实利益，无法在分房、求职、积累财富等方面获取红利。谢小如是最后一批幸运儿，搭上了诗歌黄金时代的末班列车，以剽窃诗友会们集体接龙创作的诗歌这一不堪的方式，实现了从煤矿工人调入文联再到大学老师的跃升。作为“投机者”的谢小如与作为“真正诗人”的谢小如，陷入了诗意与世俗、言说的崇高与行为的卑琐之间难以调和的困境。

如此看来，那些与诗歌乌托邦有关的言谈不攻自破，那些崇高的信念看起来似乎漏洞百出，这趟朝圣之旅在出发之时就注定是虚妄的。实际上，朝圣之旅本身也是祛魅之旅，女学生们或主动或被引诱进了“诗歌的骗局”，抵押了理想和未来，享有了短暂的酒与泡沫。然而越是接近终点，她们就越是意识到诗歌本身的式微，以及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”这一生活方式在当下的几乎不可能，幻灭的感受由此涌上心头。

女学生们的发问不是为了击溃一个“诗歌教父”的权威形象（实际上她们对于谢老师抱有感恩、愤怒、失望、同情交织的复杂情感），更重要的是为了修复自己的主体性，寻找重建一片花园的可能性。在女学生们的主体性尚未完全成熟时，她们习惯于模仿身边人或先驱们的生活方式，在模仿中逐渐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。比如叙事人许文娟常常对落后于潮流感到焦虑，为此她甘愿模仿大学女生们日新月异的潮流，拍照、恋爱、参加舞会，但模仿后又会感到虚无。师姐陈梅恰处于女性诗歌热的潮流中，受轰动一时的伊蕾《独身女人的卧室》组诗的影响和谢老师的蒙召，她以八十年代女诗人们为标杆，期许着自己成为下一个著名女诗人，却不幸锒铛入狱，诗歌理想流产后难以融入新的生活。

小说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，在诗歌的黄金时代消逝之后，在玫瑰的光晕褪去之后，幻灭的一代文学青年们应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很难找到答案，容易滑向虚无的深渊。似乎不能隐逸山林、逃避到乌托邦去，也不能回到八十年代诗歌热潮中做一个怀旧的白日梦。看起来逃避或屈从于各种幻觉都是无用的。

好在作者没有在虚无中停留太久，她在小说开头和结尾都提供了一条进行中的可能路径。小说叙事人许文娟最后踏上了一条日常的朝圣之旅，在特殊学校教授语文，与自闭症儿童、边缘群体们站在一起。尽管仍要承担生活的重负，在耗竭的边缘勉力工作，但至少她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，完整地过好了每一天的普通生活。看起来她似乎距离诗歌的世界越来越遥远，实际上她反倒更接近诗歌的本质——“诗歌是与恶与苦难相处的技艺，是与羞辱相处的技艺，是与不堪相处的技艺，是与另一个不认识的自己相处的技艺。”此时，许文娟仍在写诗，但已不再追求发表与否，而是写只给自己看的诗，收获了秘密的自由，也和现实、过往达成了某种和解。她不再等待被诗歌、被诗人救赎，她自己创造了救赎的信念，亲手建造了一片自己的内心花园。

与其说孙频在小说《玫瑰之宴》中提供了某条出路，不如说留给读者更多的是叩问的回响。叩问既面向人物，也面向写作者自身，在这样一个文学似乎越来越难兑换世俗利益的时代，写作者该如何保持一个纯粹而坚韧的灵魂？尤其对于一个青年女性而言，她该如何从一朵被人挑选的玫瑰花，成长为自己花园的主人？

来源：收获（微信公众号）　|　胡诗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