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不久，雨果奖得主、科幻作家郝景芳提到，自己的少儿科幻新作中“AI写作的比重已经可以占到一半了”，一时间舆论哗然。近期她又澄清：所谓50%，不是指AI写了半个故事，而是AI在约30个创作步骤中辅助参与了一些环节，但“每一行字都是我写的”。

　　当AI介入文学创作，郝景芳的话犹如一颗石子投进湖心。当前，AI已经“丝滑”进入影视、绘画、游戏等领域，若在文学创作领域持续“攻城略地”，作为原创内容的守护者，出版业该如何直面这场轰轰烈烈的创作生态之变？

　　AI参与之后，“原创”二字还站得住吗？

　　郝景芳的坦白之所以引发海啸般的争议，是因为它精确地击中了文学创作最敏感的那根神经：一部作品的核心——创意、表达、情感、思想——究竟从哪里来？

　　“AI创作介入文学写作引发争议，说明大家对AI生成文本的质量是怀疑的、对AI作品的评判标准是模糊的、对AI技术对文学写作的利弊是不确定的。”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、《芙蓉》杂志社社长陈新文近日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目前大家对AI参与文学创作的态度存在分歧——有人视其为效率工具，有人看到的是伦理悬崖。“文学是生命经验、情感温度与精神向度的凝结。”在陈新文看来，当前，坚守人文内核、生命质地，坚守人的原创性、文学性，仍是立社之本。

　　但现实远比原则复杂。在出版业，AI伦理困境可能每天都在发生，因为它直接撞上了审稿流程的空白地带。“编辑可以很迅速地判定一部投稿作品的内容质量和文字水平，但是否使用了AI，凭借以往的工作经验则很难判定。”太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戴笑诺坦言，AI作为写作工具无可厚非，并且已经成为趋势，甚至以后有可能成为主流，但技术再先进也无法替代一样东西——人的真实生活经验以及无法复制的创造力，这些才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。

　　如果连“是否使用AI”都难以判定，那么版权的归属就更是一笔糊涂账。问题的核心在于，AI扮演的是“助手”还是“枪手”。“第一种是AI辅助创作，也就是创作者将AI作为效率工具，核心的创意表达、情节设计、观点输出等独创性内容仍由人类主导完成。第二种是AI替代创作，即人类参与度低、核心内容由AI自动批量生成的作品。这类内容本身的可版权性、权利归属在现行法律下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规则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卢海君指出，如果AI模型训练时未经授权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文字作品，训练环节本身就存在侵权风险，后续出版传播这类内容会进一步扩大侵权损害，自然涉及版权问题。

　　与传统盗版相比，AI侵权的隐蔽性大大增强。“AI内容的侵权风险更多埋藏在生产端的训练数据环节，生成内容往往经过重组、改写，与在先作品的相似性更隐蔽，权属认定、侵权溯源的举证难度都大幅提升，这也是当前版权治理的核心难点。”卢海君表示。

　　“人”与“机”之间，红线划在哪里？

　　究竟有多少原创者在使用AI？今年6月，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、腾讯研究院联合发布的《AI破晓：GenAI时代文化产业的重塑、跃迁与守望》研究报告显示，创作者的AI工具渗透率已经达到了89%。并且，97.4%的消费者已经接触过至少一类AI内容。

　　出版社究竟如何界定“合理使用”与“越界代劳”？那条红线，究竟该划在哪里？

　　实际运用中，出版社普遍将AI定位为“辅助工具”和“单点工具”。资料检索、大纲梳理、构思建议、语法校对、格式调整——这些技术性环节，AI可以参与。“人机协作在出版中也有很大的价值。文字水平的提升、常识问题的核准、搜集整理文献，既是创作环节的需求，也是审稿环节的重要辅助，极大地减轻了机械和重复性工作。”戴笑诺认为。

　　陈新文透露，识别AI创作可通过软件和人眼识别，有的作品一眼就可看出“浓浓的AI味儿”，人眼不能确定的会运用AI查重和识别软件严格鉴别，重点从语言、风格、情节等角度查证，一旦疑似AI创作超过15%，会直接退稿。

　　排比句整齐得不像话，转折生硬，情感表达总是差那么一口气——像一杯温吞水，挑不出毛病，但没有温度。界定边界不能只看技术指标，更要看作品是否有“人味儿”。但戴笑诺坦承，很难通过人力判断作品是否使用AI，毕竟文学作品的抄袭，凭借人力和一般编辑经验都很难鉴别出来。

　　不仅读者担忧，出版社和作者的担忧更甚。“如果作者肆无忌惮地使用AI创作、出版社不经过严格缜密的审核，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将使出版业更加艰难。”戴笑诺说道。

　　目前，出版业对AI生成内容并没有100%精准的检测手段。虽然识别困难，但受访出版人观点高度一致：在人机协作中，必须永远突出“人”。陈新文的话掷地有声：“要永远突出‘人’，突出人的‘爱’，人的‘情’，人的理解力、表达力、想象力。作为协助人的AI，永远不可能替代人。”

　　没有“红绿灯”的路上，谁来喊停？

　　有创作者在回应争议时曾辩称“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标注”。这也恰恰反映出，出版行业对AI创作的监管还存在一定盲区。

　　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郑淑娟提到，目前关于AI辅助创作，尤其是传统纸质出版物的AI标识规范仍不明确。虽然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已经有了详细约束，但针对纸质出版物的具体要求尚不完善，创作者、出版社对于AI辅助内容的标注标准缺乏统一参照。

　　没有“红绿灯”，不意味着可以一直超速行驶。卢海君指出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版权风险贯穿模型训练、内容创作、出版审核、传播发行、纠纷处置的全产业链条，出版业的版权治理不能仅聚焦终端出版环节，而应立足全链条治理视角，搭建系统化治理框架，实现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的平衡。

　　他建议在制度层面，推动行业形成统一的自律规范。由行业协会牵头，联合出版社、作者群体、AI技术企业共同制定AI出版内容的行业标准，明确不同AI参与度下的版权归属、审稿流程、标注规范、争议处理机制，推动全行业形成合规共识。对合规使用AI辅助创作的优质作品予以鼓励，对恶意使用AI生成内容侵权、造假的主体建立行业约束机制。

　　陈新文也呼吁多层面协同治理——从国家角度，应加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明确AI生成内容的法律属性、版权归属、侵权责任等核心问题；从出版业看，须制定AI在出版领域的应用规范，明确AI的使用范围、使用方式、使用透明度等具体环节；从制度层面，出版社须制定AI使用制度，如在选题策划、编辑加工、创作思路等方面的使用标准，确保不过度使用；从AI公司看，应进一步研发AI工具，使其运用更具体更精准，成为“贤内助”。

　　面对AI的来势汹汹，出版社既要主动拥抱新技术，又要坚持价值底线。戴笑诺建议，在出版合同中加入AI使用声明条款，要求作者填写使用AI创作的范围与程度。在纸质出版物上标注作品是否使用“AI辅助”，例如目前已经要求图书的封面和内文插图若使用AI生成，则需要标记。

来源：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：本报记者 朱子钰